村里人看野生动物保护

最终，“金丝猴”灭掉了“大白兔”——冠生园原董事长被山间猴子踢落的石头砸死，这是一起动物对人的伤害事件，能成为头条是因为受害者是知名的CEO，而许许多多野生动物对村里人的伤害事件却不为人知，那么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村里人怎么看呢？

城里人和村里人

图1

图1除了拍照被吓哭的小孩，大多数在西双版纳曼听公园观看大象表演的观众很难想象野象是十分危险的动物。

城市人对野生动物的观感基本来自于媒体—纪录片、书籍、网络，比如BBC、DISCOVER，《动物世界》、《博物》杂志、《可可西里》等，而能亲身接触野生动物“野性”的人是很少的，尤其是危险系数高的动物（图1）。

记者、摄影师、生态爱好者通过媒体，把那些动人的画面、故事呈献给观众，在这方面专业野生动物保护者做的太少，实在令人失望。

但是，媒体人、生态爱好者往往存在视角偏好，他们呈现出来的动物，要么像伊犁鼠兔一样萌、黑颈鹤一样优雅、长臂猿一样灵动等，给观众审美上的愉悦完全掩盖了野生动物对人的危害，站在村民的角度来讲野生动物保护的纪录片、书籍仍凤毛麟角，仿佛那永远是附带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另一方面，近些年在媒体、生态爱好者，附带一下保护工作者的推动下，怒江金丝猴、高黎贡山羚牛、犀鸟等也正迈向一线明星的行列，观鸟、观兽、生态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对自己国家的美丽生灵了解也越来越多，国家政策层面也不断在强调生态建设。

然而，这些给村里人——和野生动物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利益微乎其微，或者是不成比例的。

旅游收入？很多保护区不存在或者有很少的旅游收入，比如已十分知名的卧龙自然保护区、铜壁关自然保护区，而且搞旅游的很多是外来人；国家扶持？在知网上检索“保护区居民”的关键字，文章反应出保护区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利益是微乎其微的，“以电代柴”购买大阳能热水器是最典型的扶持方法；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居民还是支持自然保护区建设？很多研究说这跟居民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相关，意思是要靠大家纯洁的理解，不要太实在。

而城市人往往是野生动物保护的获利者，获得审美、知识上的收获，去版纳骑骑大象、去白马雪山看看杜鹃。再者，城市人无需切实付出，至多是喊口号，网上点赞某个活动表示支持，再或者是无关痛痒的捐款。

综合上述种种，谈到保护野生动物，城市人往往更为活跃主动。

对于村民来说，野生动物保护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中国大面积的保护区和很多珍稀动物，都分布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四川、云南、西藏等省份，对于生活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周边的村民来说，野生动物与他们产生了空间、资源的竞争，是否保护野生动物就关乎切身利益。

比如，建立保护区的林权、退耕还林，村民的搬迁、扶持等问题：我家的林子被占了怎么办？搬迁后的土地怎么分？住房怎么解决？

“所属国家的野生动物”（备注：受害的村民认为这些动物都是国家的，国家的东西损害老百姓就得赔；打猎时认为这些动物是他们的），如黑熊、亚洲象、东北虎、猕猴等肇事动物，糟蹋庄稼，甚至致人性命。

值得注意的是，由野生动物带来的损失，在局外人看来可能不值得小题大做，而对贫困地区的村民来讲却是十分重要的——被黑熊破坏的两亩甘蔗地，可买一辆运送货物的摩托车；被猴子吃掉的那片玉米，可用来养猪喂鸡，过年杀吃。而且，由野生动物带来的这种风险可能是长久的。

许多民族有悠久的渔猎历史和传统文化，如傈僳族、景颇族、独龙族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禁止他们渔猎相当于禁止四川人打麻将。甚至一些经济更为落后的村寨，野味仍是比较重要的新鲜肉来源，包括野蜂、竹鼠、野鸡等。有村民说，沿海的有钱人可以吃鲍鱼大虾，就不允许我们山里人吃吃野味？

野生动物尤其是大型动物，比如麝、猕猴、赤麂、黑熊等，村民甚至专业人员（包括我自己）都说不清他们在生态系统中有什么大用处，更别说让当地居民信服。与村里人利益不挂钩的冰冷数据，是不能用来和村民沟通的。

作为政府、公益组织、研究机构的保护者，如果村民突然问你“咬死人的黑熊有什么用？”“踩死人的大象，我们不需要，让国家弄走”，你会怎么说？仅仅从生命的价值、审美、伦理、遗传资源来说是完全不具备说服力的，何况这些本来就是仁者见仁的事情，因此人兽冲突在所难免。

我和我的看法

因为第二次全国陆生脊椎动物调查我去了云南西部、南部的一些保护区，包括白马雪山、高黎贡山、铜壁关、永德大雪山等地，进行兽类资源调查和人兽冲突的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事人兽冲突研究，我会被生态摄影者问：“作为保护者，你为什么不去阻止山里人打猎？”会被村里人问：“你保护这个祸害老百姓的大象有什么用？”

且不论这两个问题怎么回答，首先，生活优越的人们不应该理所当然的认为村里人有义务为保护我们大家的青山绿水而献身。

一年多的小经验，我认为：除开动物本身的行为特征，当地的社会因素、冲突的实际强度是影响村里人怎么看大中型兽类保护的重要因素。

1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包括宗教、文化传统、经济状况等。云南省拥有25个少数民族，一个乡，甚至一个村有十多个民族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文化混杂，汉族也变成了”少数民族“，宗教也很多样，藏传佛教、小乘佛教、原始宗教、基督教等，不同的社会因素影响村里人的观念。

藏族民众信封藏传佛教，生死轮回、众生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连藏传佛教的大宝法王噶玛巴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Biology》上发表文章，阐述藏传佛教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知（原文WalkingthePathof\nEnvironmentalBuddhismthroughCompassionandEmptiness），邀请保护区周边寺院活佛进行宣传教育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我曾有一周时间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保护区主峰扎拉雀尼和神山日尼贡卡，进行生物多样性样线监测（图2），在神山日尼贡卡短短的一天中目击三次斑羚，狼、斑羚、鬣羚粪便发现率也很高，当然这与地形开阔、植被稀疏有关，但神山上对大中型兽类的保护作用是被许多研究者所证实的，比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对雪豹的研究，虽然也有牦牛、犏牦牛、羊等牲畜丧生于狼、熊的嘴下，但藏民从保护区获得的非木材采集收入，如羊肚菌、松茸、虫草，加之宗教观念的契合，抵消了一些当地居民对人兽冲突的负面情绪。然而藏传佛教也对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最为人知的就是放生，藏民买来外来物种牛蛙、罗非鱼，与当地水生动物产生了不良竞争。

图2位于干热河谷气候中的神山日尼贡卡的灌丛，研究者在陡峭、暴晒的山路上行走。

傈僳族是传统的山地民族，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经济、教育水平落后，在高黎贡山保山段的芒宽乡，大批从怒江移民来的傈僳族人居住在简陋的木屋，条件艰苦，常常进入保护区打猎、采集、伐木，不仅在芒宽乡，在滇西我所到之处，人人都说傈僳族喜欢打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李学友博士通过对比碧罗雪山、老君山、白马雪山、云龙天池发现，傈僳族聚居的地区偶蹄类资源确实较少。

虽然许多民族都有传统渔猎禁忌，比如诱子的使用禁忌:猎人利用精心驯化的白腹锦鸡成年雄鸟，在锦鸡发情的季节，猎人便把诱子带到地势较高的山头上，在诱子周围装好捕猎器具后，便轻轻挑逗诱子，使其鸣叫，不一会其它的雄鸡就会跑来争斗,就成了猎人的猎物。这样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地猎捕，有时1天可捕10多只。捕过1次之后，间隔7天又沿原来的路线再捕1次，猎人依旧可以满载而归。但是他们知道，按规矩1年不能连捕3次。但这些“当地传统生态知识”正在逐渐消亡，不适当的利用使资源很难再生，如市场上的重楼（云南白药主要原料）在不断的变小，穿山甲逐渐绝迹。也有人说既然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爱上山了，野生动物熬过这一批老猎人，就算胜利了。

虽然傈僳族有渔猎的习惯，但近些年基督教在傈僳族居民中的影响力增大，教会学校、教会森林共管协会的成立对保护又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图3）。

图3基督教教会成立的森林共管协会

藏族和傈僳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经常用来对比的例子，但一些民族的采集渔猎文化仍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就像许多中小型珍稀动物，在灭绝中但不为知晓。

傣族是坝子民族，他们很少上山，但他们对野蜂、蚂蚁、江鱼“研究深入”，在普洱江城县曼老江晚上随处可见电鱼的村民；江城县康平镇的瑶族村庄仍十分贫困，挖竹鼠、捕小鸟是常事，没肉吃也是常事；深山里的独龙族居民人手一把弩弓，在采重楼的季节，打打飞鼠、捕捕鱼（图4）。

图4独龙族传统的捕江鱼方式，而现在许多地方都是直接用电。

因此不仅是传统文化、宗教，经济的窘迫现状，也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因素。

2

、冲突强度和感知

也就是说野生动物不去惹当地居民也不一定免受威胁，何况糟蹋庄稼、致人性命呢？

在当地人心中，野生保护动物首先是国家强制保护的，国家的东西危害老百姓得赔，而野生动物肇事又不等同于山体滑坡、干旱等不可避免的非人为自然灾害，村民认为是政府强加于他们的风险，因此居民对冲突强度的认知往往超过实际的冲突强度。

2015年，我在居住着16个民族的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周边进行了为期15天的人兽冲突调查。调查所见，肇事的动物主要是亚洲黑熊、猕猴、水鹿和猛禽，不同动物主要损害类型不一，黑熊主要是羊和玉米，有时候羊被杀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而且放羊人也不敢去找，要知道遇上老熊，那一巴掌下来，头骨迸裂，2009-2015间黑熊致5人丧命；猕猴是玉米，猛禽则主要是鸡，水鹿是荞麦和萝卜。

统计发现野生动物肇事的次数在年际相对稳定，但居民随着农作物的转型，种植坚果、烤烟、核桃等高值的经济作物以及政府帮扶等原因，家庭年收入不断增加，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比例在不断减小，现在损失比例占家庭年收入的4.4

从我访问的53户家庭中，有90?上的家庭对保护区建设持积极态度，并对现在的野生动物肇事赔偿保险赔偿满意，同时还有半数的居民愿意自主购买农作物的保险，以增加赔付比例。

图5在夜晚，你在图片主人公的位置，右下边的土坎是一头四五吨大象的位置，你就会理解他们的心情了。

但是得到这样乐观结果的前提是损失不能过大，超出村民的承受范围。

2016年开始，我在普洱市开展人象（人和亚洲象）冲突研究，在人象冲突中，普洱市2012年受害家庭4679户，损失金额696.63万；2014年受害家庭3932户，损失金额多大917万，其中包括5起致命事件，在随机访问的30户家庭中无一例外的都惧怕大象（图5），与城里人的喜爱形成鲜明对比，80?家庭不满意现在的赔偿。

不仅如此，在江城县整董镇滑石板昭通移民村，他们的老家大山包建立了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他们搬过来已经十几年，可以说好不容易生根发芽，又遇上野象，他们会是怎样的心情？

人员伤亡和保险赔偿的不到位，让村民愈加反对亚洲象保护。如果你家人被野象踩死了，赔20万，今后你对亚洲象保护怎么看？周边的邻居怎么看？不仅如此，一旦产生人员伤亡，林业站、政府都脱不了干系，江城县2016年初野象踩死了一位村民，政府、林业站工作人员在葬礼上，帮忙放炮仗、抬棺椁，这是怎样的感受！？

图6亚洲象在幼龄松树地里采食粽叶芦。

保险赔偿是中国独创的，在一些地方也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对于亚洲象赔偿问题仍十分困难，林业局每年七八百万保费，保险公司上千万的赔偿，定损员拿不到工资，村民“地大证小”，单位赔偿价值低等因素影响着赔偿的进行。除去这些明文规定的损失类型，坟踩坏了、农田荒了、不敢出工这些损失该怎么算？

因此人兽冲突的程度与冲突本身和复杂的社会因素有关，同时保护的成本是巨大的。

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第一，尽可能真实的掌握冲突现状，让更多人知道野生动物对村民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二，通过生物学行为研究减少人兽冲突。

在第一个方面，上文已经说到，误工和逼迫的土地转型是目前没有量化的重要损失类型，误工是因为大象在某个地点活动，导致村民不敢在周围从事生产活动；逼迫的土地转型是大象经常在某一地点活动，导致村民不敢种玉米、甘蔗、水稻等，而把土地丢荒。

为评估逼迫的土地转型损失，我收集野象的出现点，在野象的出现点周围，通过解译历年遥感图像，对比玉米、水稻、甘蔗等农作物的变化。

第二个方面掌握行为特性减少人兽冲突是我们的核心任务。

减少人兽冲突分为两种：预防和缓解，预防是发生在冲突之前，而缓解发生于冲突之后。预防需要大量的监测分析，缓解则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因此减少人象冲突是跨学科的问题。

在预防当中，保障人身安全是第一位也是最基础的需求，但连这也不容易，比如黑熊是我国伤人、伤牲畜案件的主要祸首之一，种群数量大、分布广、活动范围大，肇事时间、地点相对于人力可管控能力和成本来说，十分随机，精细尺度的预警和管理几乎不存在可能，假设我们为经常肇事的黑熊带上可实时监控其行踪的GPS项圈（项圈、麻醉、信息费等成本上万，甚至数万），我们知道了黑熊在哪，而你在山上，而我们不知道你在上山，怎么通知你？装一个小型短信基站？ok，猎人收到信息直接蹲守。

而损害农作物多半发生在晚上，我们晚上1点通知你，老熊到你家地了，你快去赶，然后你一个风尘仆仆，绕了一个小时山路到达地里，用各种辣椒油、炮仗之类的东西赶，熊追上来伤人怎么办？等等类似的问题都不是一下能解决的。那么目前在稍大尺度上，肇事事件是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的，因此呢，这些地方最好不要种野生动物喜好的作物，在这些地方安装警示牌，多加留心。这样的情况适用于除亚洲象以外的大多数肇事动物，包括水鹿、猕猴、羚牛、猛禽等。

而亚洲象的独特之处在于，亚洲象为群居动物，数量少，造成损失巨大，活动线路较固定，拥有较多的资金去开展大范围的实时监测，因此我们的第一步是搞清大象的活动线路及变化，并在其活动必经处安装可实时发送彩信的红外相机（图7）。第二步为象群中的领头象安装GPS项圈（每台项圈的成本约5万），对其进行实时的跟踪，进行预警，并利用这些实时监测数据，预测、分析象群在研究地景观下的行为规律。

图7在野象经常经过的垭口安装红外相机，相机可以被温度和动作触发，自动拍摄照片，发送到绑定的手机上。

在红外相机和GPS象群监测的同时，我们收集地物、空中信息和野外信息，包括食物丰富度、地形粗糙度、出现点、日运动距离等数据，客观预测亚洲象进一步可能利用的区域，而不是所有的潜在生境，

因为在野外中，我发现象群在不断开辟新的活动线路、利用新的区域，这些区域有许多的传统作物，如玉米、水稻、甘蔗，当地一位政府人员说：“越穷的地方，老象越是要去’，可以说野象迫使一片区域土地转型，然后转战其他地区，这样的利用模式对于未来亚洲象保护有什么启示？如果通过预测和不同地点的风险评估，都进行农作物转型，而亚洲象的天然食物又不足，这样对野生亚洲象的存活会有什么影响？同时我们结合历史资料，还原上世纪60年代人象互不干扰的状态，以达到治本的目的。

另一方面，是我们没做的，但是村民们最关系的：怎么把大象赶走？目前隔离野象的方法基本上已经失败，如设置防象沟、电网等，放炮仗、放烟、敲锣打鼓是最原始的方法，也基本上也不管用了，蜜蜂围栏其实就是噱头，同时驱逐大象，会不会影响它的“心情”呢？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从这片地里赶走了，又去另一块农地怎么办？

总之，村里人常说：“有些情况相当具体”，而对于城里人不存在这样的具体。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加入到我的研究中，纪录片导演、编程的、农业的、空间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