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用牡丹的文化源流探讨

牡丹一直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美誉而鲜艳绽放在骚客、画家笔下，因被寓意盛世之花深受国人青睐，由它衍生的诗词歌赋、故事小说、园林景观、药食观赏等诸多相关学科也繁花锦簇于学术之园并形成丰富的牡丹文化。

牡丹入药历史悠久，但相关药文化研究鲜见报道。本文将明晰牡丹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整理与牡丹药用相关的文献典籍基础上依据时代变迁梳理牡丹药用渊源，结合当下社会实际探讨新时期牡丹药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牡丹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文化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形成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作为自成一体的历史现象，属上层建筑范畴的文化可分为制度、风俗、器物等。

因此，牡丹文化可理解为与牡丹密切相关的各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涵盖自然与人文科学两大领域。

其中科学技术领域的牡丹文化是指以认识牡丹自然属性，采取品种选育、药材生产与应用各种技术手段合理开发利用牡丹资源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包含各地在传统风土习俗中形成的对牡丹的各种认识和观念。

文学艺术领域的牡丹文化则是诗歌、书画、音乐、雕刻、装饰图案、文化等艺术作品的总称，是反映人类对牡丹的情感及感性的具体作品，涵盖了牡丹美学的内容。

我国历代有关牡丹的诗词文赋、戏剧、小说、影视以及以牡丹为内容的书法作品、以牡丹为题材的山水花鸟画、宫廷与民间的建筑、家具雕饰、工艺雕刻以及牡丹专类园林的艺术构思与设计等，均属艺术领域的牡丹文化。

常用传统中药牡丹皮为毛茛科芍药属牡丹的干燥根皮，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散见于各版本草类著述和医药典籍中，为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

所含芍药苷、芍药内酯苷被广泛地运用于高血压、心悸、哮喘、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康复。

牡丹生物学研究也相当深入，其中包括牡丹花芽发育机制的探索、牡丹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品种鉴别以及地域造成的种群分离等。

因此，基于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时结合牡丹悠久的药用历史，牡丹药文化可理解为在二千余年牡丹药用历程中，经历不断总结、实践、创新而形成的以药用牡丹为中心，体现牡丹药用价值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体系，它同时涉及传统中医药文化和中华花文化。

二、基于典籍的牡丹药文化源流

为便于理解，我们将依据历史时代的变迁来探究牡丹药文化发展。

先秦至南北朝

牡丹药文化的初兴期

《山海经》记载“条谷之草多芍药，洞庭之上多芍药”;《诗经》云“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五十二病方》则针对疽病的治疗提出“骨疽倍白蔹，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不仅如此，治疗疽病的两个方子中也以芍药入药。

虽然这些书均未明确出现“牡丹”一词，但却有“芍药”二字，而文献资料举证此处“芍药”系指牡丹，因为之前关于“牡丹”的文字记载已不可考，一般认为此阶段牡丹芍药通称芍药，宋·郑樵《通志》“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可以佐证。

因此，成书于春秋战国的《山海经》《诗经》和成书时间不晚于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应是迄今最早提及牡丹的古籍和医药典籍。

继《山海经》《诗经》《五十二病方》之后，精确出现“牡丹”二字最早的是《神农本草经》，其次是《汉代武威医简》。

《本经》中列牡丹为中品，谓其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牡丹的别名、药性、生长环境仅用片言只语就跃然纸上。

《汉代武威医简》则分别记载了用牡丹治疗血瘀病和用芍药治疗化脓病的处方。这些都反映出秦汉时期人们已根据牡丹与芍药生物学及药学的不同特性而加以区别、利用。

由此可见，秦以前虽无确切的文字记载，但牡丹已为公众所知并成为一种药物。

在唐朝以前，牡丹的主要价值就体现在以根入药上，其中确切提及牡丹、研究牡丹的医药专著除了《神农本草经》《汉代武威医简》，还有《中藏经》《金匮要略方论》《名医别录》以及《肘后备急方》《脉经》《刘涓子鬼遗方》《本草经集注》等。

此时包括药性、生长环境、别名、方剂等内容在内的牡丹文字记载已相当广泛与丰富。这些确切文字可证明牡丹已进入实际药用与初步的理论研究，所遗存文献为之后二千余年的牡丹药物学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始于晋朝，自唐之后牡丹方以花扬名，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文中写道“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国牡丹的药用史长达二千多年而观赏史仅一千六百余年，显然牡丹药用史长于观赏史，自先秦至南北朝即隋以前可视为牡丹药文化发起与初兴时期。

隋唐宋金元

牡丹药文化的繁荣期

汉末伴随着创新开拓和系统整理，牡丹药文化发展提速，隋唐至元朝蓬勃发展并趋至臻完善，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类方书、药书、医书、医案、医论中。

无论是医学大家孙思邈、巢元方的著作，还是官方修订的医典、药典，均可见对于牡丹的描述，牡丹皮被广泛运用在临床方剂中。

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兰室秘藏》牡丹皮出现在眼耳鼻门、口齿咽喉门、衄血吐血门、妇人门、泻痢门、疮疡门中。

《本经》仅用“主寒热、中风、瘈疭、惊痫、邪气，除症坚，瘀血留舍肠胃，安五脏，疗痈疮。寥寥二十余字展示牡丹皮的功用，但医家之丰富经验、灵活运用与大胆创新足见一斑。

此阶段牡丹药文化得到了普及与推广，既有系统考证与总结，也有创造性的开拓与发展，堪称牡丹药文化发展的繁荣期。

明清两朝

牡丹药文化的积淀期

当明朝取代元朝之后，明清时期的牡丹药文化因受之前传统文化影响，汉唐文风依旧浓郁，在古籍整理与考证方面也提升显著，成就了《本草纲目》《雷公炮制药性解》《医林改错》《救荒本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外科正宗》《普济方》《金匮要略方论本义》《本草思辨录》等一系列著名的中医药著作。

其时所著牡丹相关医药典籍甚至超过了我国古代药用牡丹典籍总量的50?特别是巨著《本草纲目》从释名、集解、气味、主治、附方、附录几个方面对旧有的药用本草知识进行了系统概括，在萃取前人精华的同时，融入了作者多年行医过程中的思考与总结，让世界其它各国唯望其项背。

书中对牡丹药性、形态、环境、名称、方剂等的描述也是巨细靡遗、备极完善。继前朝经验总结、积极探索加上系统的文字记载与研究，明清两代的牡丹药文化由诸多本草著作滋养，在传统文化轨道上持续发展。据我们初步统计，从先秦至明清(尤其前清)时期提及牡丹的词条约2000多处、典籍110余部。

近代

牡丹药文化发展缓滞

牡丹药文化发展与祖国传统医药文化进程息息相关。

众所周知，清朝尤其晚晴意味着中国古代史的结束。虽然清朝在建立初始文化发展势头强劲，但晚清朝廷专制，对内高压、对外献媚，洛阳牡丹花卉园景观无可避免地导致晚清时期包括牡丹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展趋缓、艰难。

特别在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近代史时期，西医药强劲冲击并蚕食着中医药的生存空间。

此时期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两次牵头大力“消灭中医”“废止中医”，连年战火极大影响了中药材种植业，加上抗战后外国资本势力对传统中药市场的倾销打压而致使文化衰微。

在这中医药史上最为黑暗的一百年里，在各地中医药团体的奋起抗争之下，期间产生本草类著述约400余部，其中涵盖牡丹皮形态、功用、方剂等的《中国药学大辞典》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迄今可查的此期涉及牡丹药用尚有《中国药物学集成》《药物学讲义》《本草正义》等。但总体而言，牡丹药文化未有向上的突破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今

牡丹药文化稳步发展与转型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重要的本草古籍得以重新编辑出版，新创作的相关学术文章卷帙浩繁，跨学科、综合性的药用牡丹研究成果吸收了现代科学精粹而层出不穷，古老的牡丹药文化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如果说新中国的建国初期牡丹药文化复苏、文革十年步入沉寂、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期间再现生机，那么改革开放至今就是两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借助于不断升级换代的科学技术而达到升华阶段。

当下，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出台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牡丹药文化的发展迎来了转型升级的重大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