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知青岁月

自从到老年以后，记忆力明显衰退，别说几天前，有时就连当天做过或遇到过的有些事都会记不起来。然而，早年有些经历，特别是作为下乡知青那段两年半的经历，虽然渐行渐远，已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整个过程和不少细节想起来依然像过电影一样浮现于脑海之中，挥之不去。我曾多次把那段经历写成文章，有的还在《西双版纳报》上刋登过，但总感觉言犹未尽，还想重新写一写。

下乡缘由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时至今日，我仍然一字不差地记得他老人家说的原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自此，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在全国兴起。

当时，爆发于1966年夏天的“文革”经过破“四旧”、大串联、造反夺权、派性争斗、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等几个阶段，已接近中期，局面相较于运动初期稳定了不少。全国数以千万计的高中三届、初中三届学生经过两年半的“停课闹革命”，已经到了不能不离校的时候。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吃饭问题，成为中央的当务之急。

毛主席首要考虑的是立足农村解决问题。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是因为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才最终取得胜利的，由此可见农村和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毛主席早在那个时期就强调知识分子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培养工农感情，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使自己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由于农村更为广阔，农民更为众多，到工农群众中去其实主要就是到农民群众中去。建国以后，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阵地，农民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主席鼓励知识青年发扬先辈优良传统，到农村去拜贫下中农为师，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发挥作用。于是，各地先后有部分知识青年响应号召走上了这条道路。当然，全国性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只是发端于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之后。这样做，其实是统筹考虑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等三个方面的需要所采取的战略举措。（上述认识我并非一开始就有，是多年以后逐步领悟到的）

我1965年9月入读原思茅中学高中一年级。高一没读完就爆发“文革”，从此在运动中随波逐流。1968年9月，在思茅某企业工作的父亲突发疾病去世，早已辞去工作的母亲、差一个月满18岁的我和一个还年幼的弟弟失去了经济来源。所幸姐姐已到外地工作，每月寄30元钱给我们维持生计。我当时渴望有个工作以便养活自己，好尽快减轻姐姐的负担。因为没有别的就业渠道可选择，自己也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所以乐于接受去农村当农民的安排。

思茅中学高中初中“老三届”学生前往插队落户的地方有三四个，其中奔赴西双版纳州景洪县勐龙公社的有300人左右，大部分于1969年3月上旬就到达了目的地。去之前大家不分班级年级自由组合为每户几人、十几人不等的知青集体户，去到后按一个生产队一户主要安排在公社确定的部分坝区生产队。我所在集体户插队的地点是该公社小街大队的傣族寨子曼汤。这个寨子位于公路边，全寨有一百零几户。我因有事留校办理，于4月下旬才去到集体户。

矛盾与化解

我们知青初来乍到，开始那段时间与傣族队干部和群众因相互不了解，还不太能做到换位思考，体谅包容对方。更因为经历、思想意识、性格脾气、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语言不同又不利于沟通，相互间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彼此关系。

我去到后不久集体户又去了一位女知青，成员增加为6男4女共10个人，小的十七八岁，大的二十挂零。有一次队里杀猪分肉，依惯例按户分，每户一份。一位男知青去取肉时被告知知青集体户算两户，可以取两份。他认为才算两户给两份少了，就没有取，回来把情况告诉了大家。大家一听有些不高兴，我们6个男知青全部出动，去到分肉现场也没有与队干部沟通协商，就强行取走了三份，引起在场傣族乡亲们的一片惊呼。

还有一次，一位男知青用盆盛糠喂猪，邻居的一只猪冲来争吃（那时傣族村民的猪是放养），他就撵。殊不知撵走撵走又过来，一气之下，他抓起一把砍刀向返身要跑的猪扔去。他的本意只是吓吓那只猪，没想到刀刃恰恰砍在猪屁股上，顿时鲜血淋漓。尽管事后我们向那只猪的主人作了道歉，但事情还是很快在寨子里传开，引起了村民们对我们知青的非议。

从井里打水也是不经意间引发矛盾的一个点。思茅汉族老百姓用的饮水井一般井口比较小，井比较深，打水时直接把被绳子拴住提手的桶放到井里去打。而傣族老百姓用的饮水井井口大，上方建有偏厦遮挡雨水。井的三面被围起来，只留一面打水。打水的一面顺着井边固定好一根木头，井边配有用一根竹竿和一节竹筒制成的公用打水装置。打水时手持竹竿贴着木头把竹筒伸到井里去舀水，然后仍然贴着木头把竹筒拉上来，再把里面的水倒进自家的水桶里去。采用这种方法，一般要打十多次才能装满两只桶。我们寨子只有一口饮水井，位于寨子中部。我们有的男知青去挑水时嫌麻烦，按老习惯直接把拴在绳子上的桶投到井里去打水。村民们见到后很不高兴，说这样做不卫生。

有矛盾不足为奇，关键在于要引起重视，用心用情把矛盾化解掉。傣族村民们很善良，对于我们的鲁莽行为只是议论议论而已，并没有对我们实施任何不友好的举动。队长波玉燕（傣语“波”指父亲，女儿的姓名叫“玉燕”，父亲的别称就叫“波玉燕”）汉话说得好，虽原则性强但也懂得体谅人。他与我们交谈，一方面要求我们要懂得尊重傣家的风俗习惯；一方面也表示要多关心我们，能照顾的地方要多给我们一些照顾。我们也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加以改进，与村民们处好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劳动和生活中与队干部和村民们接触多了，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尊重和理解包容，矛盾得以化解，关系越来越趋向融洽。

闯“四关”

去到边疆农村，必须闯劳动关、生活关、语言关、家庭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关和生活关。只有闯过了“四关”，才能在农村站稳脚跟。

首先是劳动关。勐龙坝区傣族村寨的农活多种多样，主要农活是种水稻。那时干农活特别是种水稻没有什么机械，全靠手工操作，强度大、时间长，泥里来、水里去，还要忍受风吹日晒雨淋，相当辛苦。

读中学时我参加过几次学校组织的下乡劳动，但每次就是七八天、十天，活计也轻。到曼汤以后，才真正感受到农业劳动的艰苦劳累。刚开始干农活的时候，干不了几天就觉得腰酸背痛肩膀疼，手掌脚掌上磨出的水泡破溃后有一种火烧火燎的感觉。有时劳动时间太长，又累又渴又饿，那种滋味难以用语言形容。每当这个时候，想想肩负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使命，看看身边的傣族乡亲们在为多生产粮食支援国家建设而辛勤地劳作，我内心就产生了一种激动和感动，浑身也增添了力量，鼓励自己不能怕苦怕累，一定要咬牙挺住。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上的反映减轻了，体力也明显增强，对劳动也就逐渐习惯了。累的程度如何也与技术高低有关系。刚开始不懂技术，乡亲们就手把手地耐心教我们。掌握了技术之后，不但苦干实干，还会巧干，就感觉没有先前那么累，劳动效率也明显提高。

在农村的两年半时间，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劳动答卷。掌握了大部分农活技术，干起农活来比较得心应手。我只要出工，每天得到的工分都是满分8分（那时实行集体劳动，工分每隔一段时间由大伙评给）。1970年我的出工天数（含轮到留户做饭的天数）将近300天，与队里出工天数最高的比已差得不算多。其他知青也不是孬种，没有在艰苦的劳动面前躺倒不干。特别是几位女知青，虽体力比男知青相对弱，但吃苦耐劳的精神却一点不差，令人钦佩。有一年春天大队组织各生产队的青年民兵用大约二三十天时间去修红保水库，我们几个男女知青也参与其中。工地上挖土、运土的劳动强度大，每天劳动的时间长达十一二个小时，各生产队之间又开展了劳动竞赛，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纵虽如此，我们中除一两个男知青因故中途返回寨子外，其他知青都坚持到了最后。

有位男知青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干强体力劳动时不太适应，停下来休息的次数比别人多，村民们认为他比较懒，评给他的工分也比较低。后来队干部发现他懂蔬菜种植技术，就安排他去种菜组种菜。此举有效调动了他的积极性，立即回思茅买来了优良籽种，带领组里的大爹大妈们精细种植、合理施肥，结果种出来的京白菜、四季豆、番茄、茄子等脆嫩肥实、味道不错，比他去之前种的好得多，受到大家的称赞，每天的工分也被评到了8分。

再就是生活关。我们插队的时间段正处于“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经济建设被放到了从属地位，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物质文化生活匮乏。边疆农村虽远离内地，但情况也与内地大同小异。

我们下乡插队落户，既得到了政府的关怀，也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关心帮助。政府给每人安排了180元安家费，这笔钱足以购买劳动工具、生活用具用品和用于其他一些必要的开支。曼汤生产队安排我们集体户住一幢木结构配挂瓦顶的竹楼，用木头、竹笆和草排建给了伙房，这种条件在当时来说算是很不错的。生产队本身就种水稻，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般情况下吃粮不是问题。烧柴不必愁，寨子后面就是山林。寨子就在公路边，短距离出行要么靠两条腿走，要么借用一下村民家的自行车，也基本不是问题。说闯生活关，除了总体上对新的生活环境有一个适应过程外，主要是因为存在以下三个困难。

一是肉油菜紧张。生产队每隔一两个月杀一次猪或牛，才能吃上一次肉；油的来源也匮乏，有油时尽量省着用，偶尔会有无油炒菜的情况发生；生产队种的蔬菜品种少，数量也不多，满足不了村民和我们知青的基本需求，我们多数时间一顿只有一个菜吃。劳动艰苦，而肉油菜的食用却跟不上，无疑对体力构成一定影响。二是文化生活枯燥。受“文革”的影响，文化领域总体上近乎荒漠化。在思茅时，那里毕竟是边陲小城，总有一些机会看电影、文艺演出、小说和篮球比赛。来到插队地点后，这样的机会变得少之又少，远远满足不了精神需求。三是回思茅探亲往返不方便。从勐龙经景洪至思茅有两百多公里。其中从景洪至思茅因有班车往返，可买票乘车。从勐龙至景洪因跑的车少，很难找到车坐，道路又是晴通雨阻，出去一趟就很不容易。

对于这些困难，一方面是习惯成自然，时间稍长就习以为常，不再耿耿于怀。另一方面我们采取了一定应对措施，同时也得到了队干部和村民的帮助，降低了困难程度，有助于闯过生活关。针对第一个困难，我们养了鸡和猪，队里在蔬菜和花生等的供应上也给予了我们适当照顾，村民们有野味或做米干米线也会叫我们到家里去吃，这些都对缓解我们肉油菜的紧张状况起到了作用。针对第二个困难，我们尽量逮住机会看电影、文艺演出和小说。比如附近东风农场的八分场场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放一次露天电影，哪怕放得再晚我们都会去看。有一次看完朝鲜反特故事片《看不见的战线》，东方已露出鱼肚白。针对第三个困难，我们把回思茅的次数降至最低，非去不可又找不到车坐时就走路。记得有一次我回思茅，归来时一个人从景洪走了五十多公里回到曼汤。

还有两个实例很能体现政府和生产队对我们知青生活上的关心帮助。

大约是1970年5月下旬，队里接近黄熟的双季早稻遭遇严重雹灾，导致大幅减产。到了七八月间老粮已吃完，新粮却接不上，寨子里闹起了饥荒，村民们纷纷外出找粮食。我们知青无处可找，只能靠小街粮店接济的碎米和进口包谷子度日。曾经有一天三顿都是煮包谷子吃，心里很不是滋味。所幸紧急关头政府安排了返销粮，才解决了村民和我们知青的缺粮问题。

第三是语言关。到傣族寨子去插队落户，如果不懂傣话，无疑会妨碍与乡亲们的沟通交流，给劳动和生活造成不便，所以一到曼汤，我们就认真向队干部和乡亲们学傣话。

因为队干部都比较懂汉话，有部分村民也不同程度地懂一些汉话，所以我们学习的条件还不错。先从词学起，再逐步向词组和句子延伸。问清汉话的一个词、词组、句子傣话怎么说，就反复背诵。怕记不住，有时还用汉话的同音或近音字写在纸上代替傣话。我们还注意学用结合，加快了掌握傣话的速度。乡亲们也向我们学汉话，在互教互学中共同得到了提高，增进了感情。如此几个月之后，基本掌握了傣话的日常劳动生活用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第四是家庭关。闯家庭关关乎到能否安心在农村的问题，也应该重视。

下乡的头年大家都想念故乡的亲人，有的知青还曾暗自落泪。想得厉害的时候，就找机会回一转思茅，使自己的心愿得到暂时满足。过了一段时间特别是与傣族乡亲们建立和加深了感情、把傣乡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之后，就能够以比较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想念故乡亲人的问题，减少了太过情绪化的东西，闯过了家庭关。

闯关之后，我们在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基本稳定下来。除了参加集体劳动，还发挥有文化知识的长处，帮助生产队算帐；代表生产队与附近农场打交道，促进相互支持协作关系的构建；交公粮、卖余粮冲在前面，使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畅；参加民兵训练，增强国防意识；男知青为村里的男子理发，女知青教村里的姑娘唱歌跳舞，进一步密切了相互关系。这一切虽然平凡，但却体现了我们回报村民、建设傣乡的一片真心，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的成果。

后记

1971年9月，我们那批插队知青大多数被招工离开了农村，我也是其中之一。那时，国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还不高，知识青年尚属稀缺资源，经过到农村一段时间的锻炼后，需要用到对文化素质要求更紧迫的单位和岗位去。至此，我两年半的知青岁月画上了句号，珍藏到了记忆的深处。

长期以来，曾经当过知青的人们提起自己的那段经历，有的摇头叹息，认为不堪回首；有的激动不已，认为受益匪浅。之所以褒贬不一，我认为是各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不同使然，也与各人具体的际遇和感受不同相关。就我而言，那段经历让我既磨炼了意志、增强了体质、增长了才干，又了解了农村、培养了与劳动人民的感情、开始了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为以后的成长进步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可谓收获良多。这就是我永远怀念那段岁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