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点周末在割裂破损的世界中

学习不被驯服，也学习修复、共生。

文丨朱丽琨

编辑丨钱杨

在现代化的人类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菌子王国。夏天第一场雷雨后，云南的山林间，鸡?、牛肝菌、松茸在一夜之间冒头。每年6月至10月的菌子季，人们对野生菌的好奇也纷纷冒出来：为什么云南人坚持把野生菌叫作“菌子”而非“蘑菇”？为什么在云南人心里，更高级的食材是鸡?和干巴菌，而非松茸和松露；为什么见手青这种云南常见食材受到如此多关注？

这些问题也是云南人柳开林研究菌子的起点。2003年，他到北京上大学，经常跟北方室友发生“菌子”“蘑菇”之争。离开家乡云南楚雄后，他对菌子的疑问和好奇不仅没减少反而更多了。

2022年初夏，在北京的山上发现的一簇晶盖粉褶菌，引起他写一本书的兴趣，从全球历史文化视角观看野生菌。为写这本《食菌记》搜集史料时，他才知道“鸡?”的正确写法（不是“鸡枞”）。他也查证了“蘑菇”这个说法在北方流行的历史脉络。

柳开林在北京门头沟百花山发现的四种菌子。

另一位云南人聂荣庆抓住野生菌格外吸引人的部分，“很多人好奇云南人菌中毒到底是什么状态，我想去还原”。他读过日本园艺家柳宗民写的《杂草记》，全书写了几十种常见野草，每篇都短小隽永，他也想这么去呈现菌子相关的人和事。

诗人于坚为他题为《菌中毒》的书作序，附诗作《云南蘑菇颂》，讲出人们对菌子的爱与怕，“您要吃吗/先祈祷吧……找死的魅力超过活着/殁于蘑菇而不是甲级医院”，他也不忘幽默，“炒牛肝菌吗？多放大蒜！/永远不要/把神放在冰箱里/外祖母遗训”。

云南人对菌子是否可食、应该怎么吃向来谨慎——像“蘑菇颂”里说的，有毒的菌子绝不要冷藏隔夜。炒菜时，应把粘在铲子上的每一片菌子都扒回锅里炒熟。但每年菌子季，难免出些状况。

《菌中毒》就从这里写起。聂荣庆一次开车时，听到电台主持人的标准播音腔逐渐走样，变成了昆明口音，情绪越来越激昂，一首歌播完就被换下去了。他后来得知，那位主持人上节目前吃了见手青。他的妻子也曾在开车时举止奇怪，在平坦的道路上非得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地驾驶。她说公路长满绿色的藤蔓。他知道妻子应该是菌中毒了。晚上，她眼前，“一张张唐卡扑面而来”。

“菌中毒”也被他用来形容云南人对菌子的狂热。他常常出差，每次回到云南吃到第一顿饭，“就觉得你的肠胃、你的灵魂，你的整个身体都得到一种慰藉”。所以他说自己是那类永远离不开故乡的云南人。

对生活了四五十年的地方，聂荣庆说，云南海拔高，“人在长期缺氧的状况下，可能对很多事情都不在乎”；云南的物产胜在种类丰富而不在规模，“人也不像别的地方那样整整齐齐”，“普通人也好像艺术家那样，有特别‘飞’的生活方式”。聂荣庆借写菌子，写到云南人这种“有点异常、有点特别”的地方性。

柳开林曾是互联网领域从业者，他用工作时惯用的OKR和金字塔原理梳理写作结构，从“食菌”这个起点写到“识菌”和“拾菌”。

左：《菌中毒》，聂荣庆著，曾孝濂杨建昆绘，中信出版·雅信工作室2023年5月版。右：《食菌记》，柳开林著，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8月版。

他把夏天的第一声惊雷比作“发令枪响”，菌子猎人也自此开始行动：人们拿着一头削尖的棍子上山挖鸡?，因为铁器会破坏鸡?生长的白蚁窝；用篮子或竹篓装战利品，以便它们在离开泥土后继续呼吸、生长；老练的猎人会反复回到菌子曾经出现的地方，也就是俗称的“菌窝子”；眼尖的人会在牛肝菌刚长到蚕豆大的时候就发现它们，用松针、树叶做记号，几天后再来拔。

“我们说‘捡’菌子，不是‘采’。”柳开林说，“‘采’有很固定的一个对象，‘捡’的不确定性很高，就像看到有个宝贝就捡走。”

露水鸡?、红菇、黄罗伞，柳开林摄于云南楚雄

捡菌子的方法全靠祖辈口耳相传和生活经验，也让这件事变得相当神秘。柳开林在书中写了村里的一位鸡?猎人，“脑袋里似乎有一本鸡?地图和日历”，他总是笑而不语，酒过三巡也不会透露秘密。他掌握鸡?窝子的数量最多，有时下雨后的凌晨四五点，他就独自打手电去山上查看。

柳开林自己也有一些捡菌子经验：看到一群小飞虫萦绕在某个位置，他知道周围的几十厘米内很可能有见手青。而俗称“香老虎”的牛肝菌会散发出独有的香味，向能嗅出这气味的人发出邀请。

柳开林带着一系列问题出发，发现菌子的美味是“一场人类味觉与自然、历史、文化以及期待和回忆的合谋与共振”。

最先从废墟中生长出来的总是菌类

神秘野性的菌子，在标准化的餐饮市场之外自由生长。正是这份不被现代化进程驯服的魅力，吸引食客、也吸引创作者们不断靠近。

2022年菌子季，正在写作的聂荣庆连同策展人叶滢发起一场“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展览。他当时在读人类学著作《末日松茸》，这本书沿着松茸产业链，书写从云南到日本京都、美国俄勒冈州、芬兰拉普兰的人文景观。时值疫情，聂荣庆格外留意书中提到真菌的“共生”和“修复”特质，“这个世界既然有问题发生，我们就必须正视。”他说，“真菌发展这么多年，是有智慧的生物，我们应该考虑向它们学习生存”。他决心将展览从一朵菌子开始讲起，讲艺术、自然和人类的关系。

聂荣庆把展览定位为跨学科的“在地性研究”，不仅邀请艺术家、摄影师、写作者，还展出了两代顶尖真菌学者臧穆、杨祝良的田野考察笔记。臧穆是中国西南地区真菌研究的开拓者，他用一张张卡片，记下1970年代在香格里拉、迪庆等地发现的真菌，画出形状，在旁边详细记录所在位置的海拔，甚至它们的气味。

臧穆1976年野外考察记录

展览也从云南辐射到世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近年发现可以降解塑料的真菌，在纽约工作的艺术家曹舒怡基于科研资料创作，探索“有机生物与无机物质之间的共同演化”。

她提出“深度时间”的概念，通过真菌的分解作用，塑料和橡胶等人造材料慢慢“回归到矿石的起源”。她的创作提醒着，人类存在的时间之外还有更漫长的生命周期，而真菌是这一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它们默默在地底延展出菌丝网络，修复生态——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最先从废墟中生长出来的都是菌类。

曹舒怡《无边缘外部肠胃》（3D打印雕塑）《徜徉于下，徘徊于外》（影像），2022。

聂荣庆印象最深的展出作品之一，是先锋音乐家约翰·凯奇（JohnCage）的《蘑菇书》。约翰·凯奇有个“蘑菇狂人”的绰号，业余时间常到野外研究真菌。他曾说：“通过全身心地投入蘑菇，可以学到很多关于音乐的知识。”真菌生长的偶发性，启发这位艺术家建立风格。他通过扔硬币和《易经》的卜卦体系，随机生成音符的排列顺序，形成乐曲。而他最著名的作品《4′33″》，由一段4分33秒的全然静默组成。《纽约时报》的一篇艺术评论说，约翰·凯奇从蘑菇中“学到”的，是从秩序和意义中摆脱出来的“无序的自由”。

柳开林从这次展览中了解到约翰·凯奇，他深有感触的话是：“思想的发现，亦如在森林中找菌子——只需要不断地寻找。”柳开林大学专业是跨文化交流，自身也在经历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这让他带着跨文化的视角写作，将全球关于菌子的信息融汇到书中。

不同时空的信息和他的云南生活经验遥相呼应：在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的语言中，表示蘑菇的单词也有“雷”的意思，可以推想，他们也了解雷雨后真菌快速生长的规律；毒蘑菇同样在西方文化中展现魅力，其中最著名的是毒蝇伞，它是《超级马里奥》和《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蘑菇的原型；“圣诞老人的起源也来自毒蝇伞——红色的伞盖上有白色的鳞片，与圣诞老人衣服的颜色正好一致”。

毒蝇鹅膏菌（毒蝇伞），邱韩摄于波兰

柳开林读到一本真菌人类学著作《蘑菇、俄国及历史》，作者之一瓦莲京娜写道：“所有的俄罗斯人都知道蘑菇，不是像真菌学家那样通过研究，而是作为我们古老遗产的一部分，用我们母亲的乳汁浸泡着。”与丈夫合著这本书时，瓦莲京娜已身在美国。他理解，瓦莲京娜其实是在写她对故乡的怀念。

国内对真菌的研究相对小众，柳开林把自己的探索成果发到网上后，吸引到一群同好，组成“全球拾菌群”，一位朋友分享日本常见野生菌照片，柳开林发现，虽然纬度不同，但有很多和云南相同的品种；一位在波兰的朋友，发来当地高大环柄菇的吃法；一位在南非工作的手机厂商员工拍下附近草地上的鸡?，当地只有这位四川人能认出它。

图片来源《彼得·汉德克：我在森林，也许迟到》，zeroonefilm

“只要这些最后的野生植物永远抗拒人工培育，‘那么，我和我们去寻找蘑菇将永远是这种抗拒的一部分和因抗拒而生的冒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在半自传体小说《试论蘑菇痴儿》中写道。这也是所有“蘑菇痴儿”向往的精神。

鸡?一样的人、灵芝一样的人

2020年初，聂荣庆乘坐疫情中第一班回昆明的国际航班，落地就到酒店隔离，在狭小到“行李箱都打不开”的房间，他开始写作。

他很自然地从菌子写到人，两者在云南文化中本来就紧密相连。形容一个人优秀，云南人会说“那人是个大鸡?”。

聂荣庆在书中写到一位能被称为“鸡?”的建筑师罗旭，他看到儿子随手画了些蘑菇形状的房子，受到启发，用一根竹竿在地上画出形状，指挥一百多个工人用本地的红砖砌了一群蘑菇形状的建筑。这群被命名为“土著巢”的建筑，后来成了罗旭的工作室，他在里面做出一系列土陶代表作，一只名叫“罗辉”的驴陪在他身边。

罗旭很会炒谷熟菌，也跟做建筑一样喜欢突发奇想，往锅里抓一把韭菜或者腌菜。聂荣庆常去“土著巢”吃这道菜，每次味道都不同。

在云南，一个人在工作上做出特立独行、匪夷所思的事，“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个人被菌‘闹’着了”。聂荣庆的一位朋友为了追求原生态，除卧室以外所有房间都不装门窗，家中经常浓雾缭绕。

“听我讲云南朋友们的故事，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和相信。”聂荣庆写道，“可是我的这些朋友们就是像菌中毒一样，总会有一些令人不解的举动和决定，当然也会造就与别的地域的人不太一样的结局”。

写灵芝这一章，聂荣庆想到的是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他被称为“中国博物画第一人”，通过他的画作，许多人被自然万物的神采感动。在聂荣庆眼里，曾孝濂不仅是可敬的艺术家，也像家里亲切可爱的老人。有时到了菌子季，曾孝濂会半开玩笑地说，想被菌子“闹”一次，不然研究云南真菌一生，没中过毒，实在是遗憾。

昆明当代美术馆办过两次曾孝濂个人展，在2019年的展览期间，曾孝濂查出癌症，此后他更珍惜时间了，每天从清晨6点画到午夜，夜里靠吃两次安眠药维持四五小时的睡眠。2021年的展览，展出的百余幅作品多半是他患病后新创作的。“他热爱他的工作、热爱艺术，超过了热爱他自己。”聂荣庆说。

曾孝濂作品《凸顶红黄鹅膏》（2021）《网盖牛肝菌》（2021）《纯黄竹荪》（2022）

“曾老师到这个年龄，艺术观、价值观就更纯粹了。”曾孝濂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编绘《中国植物志》——这部80卷的著作聚集全国植物分类学家312人，专职插画师164人，历时45年完稿。聂荣庆观察到，曾孝濂退休后，艺术表达更随心所欲，不考虑工作需求和市场，他只专注于自己的想法。

2022年3月，曾孝濂为了画100幅西双版纳的树，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采风，期间还手把手教授聂荣庆如何画一片叶子上的光泽和水珠。

“他是一个慢慢在昆明生活的人，好像从来不急，但是现在盘点一下，一辈子做出来的事情都让人叹为观止。”聂荣庆说。

“一朵蘑菇比人类永恒”

柳开林是在山野间，潜移默化地完成了最初的生命教育。

三十多年前，他第一次上山捡菌子，在一片松树下看见几朵菌子“像云朵一样飘在绿茵上”。爷爷教他辨认出，这些是云彩菌。近年他和外婆一起捡菌子，外婆会把自己熟识的菌窝子都指给他，表明他是一个继承者了。

为写书考据时，他看到《徐霞客游记》里记载，徐霞客买下一位牧童手里的鸡?，“甚巨而鲜洁”。而徐霞客认为吃鸡?最好的方式是“瀹（煮）汤为饭”，“甚适”。这个发现让他感到意外有趣，“到现在云南老百姓还是这样的生活状态，鸡?一定是烧汤最好吃。”

菌子在柳开林的生活中，早已成为一种文化暗号——从20年前到北京读大学时就开始了。当时，他身边没有人听说过干巴菌。直到他读到汪曾祺的散文，细数干巴菌“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鲞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肝香味……”这个年轻的异乡人得到抚慰。

搜集资料时，柳开林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真菌，也是全球最大的生物。那是美国俄勒冈州的奥氏蜜环菌，大约有1665个足球场的大小，存活了至少2400年。它隐秘地生存着，只在繁殖季节以人类熟悉的蘑菇形态现身。真正的主体是菌丝，在地下蔓延成蓬勃的菌根网络，将树连成森林。

“菌子的网络不会被垄断，不会奴役人类，也不会盗取和偷窥人类隐私。科技、互联网与菌子之间的相似及不同，让我开始思考科技何为，生命何为。”

柳开林过去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多年，渴望回报和认可，可这些在巨型真菌面前，像是一条褶皱而已。“一朵蘑菇比人类永恒。”他说。

除注明外，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文内首图：曾孝濂作品《昆明常见野生菌》（2020）